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的尹吉甫作《烝民》之诗,有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含有人民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孟子引此诗句并加以赞扬说:“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这是孟子“性”、“天”相通思想的来源。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言论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对于“天地之中”未作解释,主要是指天地的精粹而言。这里把“天地”与人的“动作礼仪威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芽,
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区别了天道与人道,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子产反对当时占星术的迷信,这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但是子产也肯定天与人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子太叔的言论云:“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天尚之。”这里子太叔引述子产的遗言而加以发挥,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把天地与人事联系起来。这是从伦理道德来讲天人关系,以为天地已经具备了人伦道德的根据,这种观点是和当时的占星术不同的,而含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子太叔的这些言论为后来汉宋儒者所继承。不同的是,这里以为“君臣上下”是“以则地义”,与天无关;而“父子兄弟”等等则是“以象天明”。后来《周易,系辞》则以“天尊地卑”来说明“君臣上下”,与子太叔不同了。子太叔的观点表现了原始朴素的性质。
孔子虽然推崇子产,却没有谈论“天经地义”等问题,到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以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孟子此说,非常简略,不易理解。因此应先考察孟子所谓心、性、天的意义。孟子论心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心是思维的器官,心的主要作用是思维。孟子论性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性的内容即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尽心即能知性。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都是“思则得之,弗思则不得”的。而这思的能力是天所赋予的。孟子以天为最高实体,是政权的最高决定者,舜、禹“有天下”,都是“天与之”。又说:“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若命也”。凡“非人之所能为”的,都是由于天。天又赋予人以思维能力,即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认为,思是“天之所与”,思与性是密切联系的,所以“知性”即“知天”。
孟子“知性则知天”的观点,语焉不详,论证不晰,没有举出充分的理据。荀子批评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如果是批评孟子“知性则知天”之说,确有中肯之处。但孟子通贯性天的观点对于宋明时期理学影响极大。张载、程颢、程颐都接受了孟子的这个观点,对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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