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连年科考不利的读书人爱恨不得的汝城文塔，说不定你家书桌上就有！

在中国古代，塔是一种颇为神圣的建筑物，其作用是镇压祈福，保境安民。塔是一种外来文化，它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来的。佛教的塔，原本是用来供奉或收藏佛骨的建筑。可它传入中国之后，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不谋而合，衍生出了一种新类型——风水塔。中国现存的两千多座古塔中，除了佛塔之外，更多的是风水塔。

堪舆学说通常把一个地方的兴旺与否，归咎于风水的好坏。明清时期，由于堪舆学说深入人心，各地建塔之风高潮迭起。特别是寓意人才辈出、科举顺畅的文塔（即文峰塔），十分普及。但凡设有学堂的郡县，几乎都建有文塔。为达到“地脉兴，人文焕”的目的，许多地方甚至劳民伤财，不惜一切代价集资建塔。不过，虽然建塔的愿望十分美好，可结果往往不尽人意。许多时候，塔建成了，地脉和人文依然如故，令人十分纠结。如湖南省汝城县有一座著名古塔——汝城文塔，就曾困扰了当地人数百年，以致建了又拆，拆了又建。

汝城濂溪书院

汝城地处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素有“鸡鸣三省，水注三江”之称。汝城自东晋升平二年（358年）置县，隶属桂阳郡，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汝城历史上通过科举之路出现过不少优秀人才，如唐代的宋申锡，宋代的邵晔、朱辂、朱经贯，明代的朱英、曾鉴、范渊等，都是进士出身，其中朱经贯还是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状元。此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在汝城当过四年县令，在此写下了《太极图说》、《通书》、《拙赋》等千古名篇。所以，汝城算得上人文渊薮之地。

然而，到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当地有风水大师却宣称，汝城地气外溢，难出栋梁之才，需建塔镇之，方能文运昌盛。尽管此前的正统十年（1445年）、天顺八年（1464年），当地先后有朱英、曾鉴考取进士，但当地人显然并不满意。他们坚信，如果不是汝城风水有问题，还会有更多的读书人科举及第。所以，成化五年（1469年），当地乡绅商议，决定集资在桂枝岭修建一座文塔，以培植文运，改善科举风水。文塔于成化七年（1471年）建成后，主事者特请当时的“茶陵诗派”代表人物、后来官至内阁首辅大臣的李东阳撰写了《桂阳桂枝岭文塔记》。不过，桂枝岭文塔修好后，汝城的科举及第人数并未明显增加，只有范渊于弘治九年（1496年）考取了进士。既然效果不明显，人们对该塔的热情也就慢慢消退了，后来该塔因年久失修坍塌。

历代湖南状元名录

文塔坍塌前，人们可能觉得可有可无，可一旦没有了文塔，人们又觉得若有所失。因此，到了明万历年间（1563-1620年），当地乡绅又在汝城南门口的九塘江与寿江合流处，重建了一座文塔。不过，重建的文塔仅为三层，与汝城境内的多座七层、五层风水塔相比，文塔规模明显偏小。所以，到了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有热心人士再度募资增建文塔。至于增建为五层还是七层，史料记载不详。

汝城读书人都希望文塔能给他们带来好运。可是，有清一代两百多年间，汝城却只出了范宗佺、范宗裕、范仲映、何庆元四位进士，平均70年才一人及第。这种状况一直让热衷于科考的汝城读书人耿耿于怀。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连年科考不利的汝城读书人终于愤怒了，一气之下拆毁了象征着汝城文脉昌盛的文塔。文塔对于汝城读书人，希望与失望交织，如同一个难解的心结。

不过，30年以后，汝城人对于拆毁文塔的鲁莽举动又有点后悔了。光绪六年（1880年），当地有士人再次募建文塔。但由于文塔屡建屡拆，有些人大约心存芥蒂，积极性并不高。所以只建了一层，便因心力不齐停工了。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才在当地书香门第朱氏家族的倡议下，续建二至七层。

现存的汝城文塔，即为光绪年间所建。塔高七层，砖石结构，楼阁式。内有台阶，可盘旋而上至塔顶。塔顶及每层檐牙盖琉璃瓦，古色古香。文塔现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尽管汝城文塔并不能改善当地科举风水，但我们却无法否定它的人文价值。今天我们站在风水塔前，看到的或许只是一道风景。但在古人眼里，风水塔始终代表着一种美好愿景。围绕风水塔发生的故事，正是古人们求生存求发展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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