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保护生态环境、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民意所在、民心所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是每个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宜居的环境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

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诗经 氓》中有一句：“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淇河的水又多又清，水花都溅到行进在河边的车子上的帷帐和车上人的衣裳了。这是很美好的景色。就是关于山川秀丽，森林茂密的记载。

周代人们就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活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到春秋战国时代，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已具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范围也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到了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由自发阶段进入了相当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明朝总体上对环境保护依然很重视，清朝不重视环境，人口激增，给我国环境带来巨大灾难。

环境风水观念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宅、村、城镇基址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

所谓负阴抱阳，即基址后面有主峰来龙山，左右有次峰或岗阜的左辅右弼山，或称为青龙、白虎砂山，山上要保持丰茂植被；前面有月牙形的池塘（宅、村的情况下）或弯曲的水流（村镇、城市）；水的对面还有一个对景山案山；轴线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但只要符合这套格局，轴线是其他方向有时也是可以的。基址正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地势平坦而具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背山面水基址的基本格局。

郭璞是我国东晋时代的学者、文学家，是历史上第一个给“风水”定义的人，他在《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规划修建温州郡城时，恰巧郭璞客寓温州，由于他精通风水，所以郡守请他堪舆卜城。按风水原理，温州郡应建在瓯江北岸，坐北朝南。郭璞经过对南北两岸的土壤取样比较，发现北岸的土轻，南岸的土重。郭璞登上南岸的西郭山（今郭公山）瞭望后对大家说：“西郭四山的华盖、松台，海坛，像北斗星的“斗魁”，远处的积谷，翠微、仁王三山则像“斗柄”，这里绵延的群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如果城绕山外，会立即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之灾。如果城建于山内，则兵寇不入，可保长治久安。因此，城池应该建于山内为好。”

根据郭璞的建议，最终温州城建于瓯江南岸。在建城大方向定好之后，郭璞又进行了城内建设的细节考虑，比如他设计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解决城内人民的用水。还在城内开五个水潭，各潭与河通，考虑到如果发生战争，城池被包围，在断水的情况下，城内五水（象征五行）足以应付。

后来北宋的方腊起义，曾围困温州四十多天，始终不能破城，只得撤军。到明朝嘉靖年间，倭冦屡屡侵犯我沿海各地，攻陷城池无数，温州六次遭受倭冦侵犯，但都始终未能攻入城内，只好在乡间到处抢劫虏掠。除了守城军民顽强抵抗，郭璞斗城的设计，具有科学的预见性，恐怕也有很大功劳。郭璞的风水设计构思巧妙，通过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和五行等的安排，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不愧为人居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堪舆佳作。

不难想像，具备这样条件的一种自然环境和这种较为封闭的空间．是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和良好的局部小气候的。好的基址容易在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中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自然也就变成一块吉祥福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