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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李计忠老师学风水:水的意象

2017-7-20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跟李计忠老师学风水:水的意象

 

未看山时先着水,有山无水休寻地

 

 

 

水的意象

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想度风水须观山形,亦须观水势;甚至“未看山时先着水,有山无水休寻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等等。讲究水的功用利害与其形势、质量之间的关系,诸多论说,概称“水法”。所以生重“水法”,首先因为水与生态环境即所谓地气、生气,息息相关。认为“山之血脉乃为水”,山之骨肉皮毛即石土墓查,“皆血脉之贯通也”,“气血调宁而荣卫敷,骨肉强仕而精神发越”。俗谓:“山管人丁水管”,盖以农为本,水不啻为农业之命脉,殊非迷信。喻水为血脉财气,最早出自《管子·水地》而为风水家引申,其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凡耕渔、饮用、去恶、舟楫之利,以及调节小气候,莫不仰给于水。故风水理论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至于“水是移人形体情性如此”即水质与人疾病天寿关系,种种事象,不惟风水家言,见载史籍也甚多,不必赘引。可以指出,风水“相土尝水”,鉴别水土质量的种种吉凶之说,已从当代诸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的地理地质调查中得到证明,同一地域之有病区、非病区及重病区,全在地貌与水土质量不同。分析结果,正与风水说相合,可见风水长期为古人倚重,是有其道理的。

水为风水所重,还在于交通和设险之利。如论交通之利,《平洋全书》说:“依山者甚多,亦须有水可通舟楫,而后可建,不然只是堡塞去处。”《管子》及风水家喻水为血脉而流通大地,也兼指交通之利。在这方面,包括设险之利,风水论说诸多,如“水城”之说等,与前述先秦城市选址诸地理因素论说实旨相同,不再重复。

 

 

 

风水家相地重水,原因之三,还在备水害的考虑。不准水淹之虞,而由水流冲刷、侵蚀、淘切等而引起诸多地质灾害,也为风水家所注重,通过合理选址兼以城防、堤坝及人工河渠而避免之。最典型莫过河曲处的选址,即古时陕油之宅,认为“大江大河一二十里而来不见回头环顾中间虽有屈曲,决不结穴。直至环转回顾之处,方是龙脉止聚”。选址于河曲则以水流三面环绕缠护为吉,谓之“金城城抱”。“金”,乃五行之金,取象其圆;“城”,则寓“水之罗绕兮,故有水城之称”。这形势又称为“冠带”等,历来引为风水中吉利水形的最佳模式,以至宅前人工河,如故宫金水河,也取形并称名于此;民宅前平月形水迪,也由此衍出。这一典型形式之所以吉利,盖在基址安全可靠。由现代水文地理可知,河流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偏向力,即科里奥力的作用,加之河床岩性差异与地表起伏等原因,即使原为平直的河道,最后也会形成河曲。如河水东流往往向南形成河曲,北岸凸而南岸凹,水流挟带泥沙在河曲凸岸堆积成滩,而在凹岸则不断淘蚀挖深,导致坍岸。显然,选址在河曲凸岸一侧,即水环抱三面的岸上,远比选在凹岸,即河流反弓的一侧要有利。这种认识,淀积于风水说中历史甚远,例如早在《管子·度地》中,就有对此规律精辟的科学阐发,“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则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测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这一对于河曲现象深入分析而形成的理论总结,现代地理学家认为“可与今日自然地理中河道变迁规律的研究相媲美”。而建立在这种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风水模式,纵令外敷迷信色彩,也终究不能掩蔽它內涵实质所具有的科学智慧之光。

水的景观作用及审美价值,是风水《水法》诸说所注重的第四个原因。在中国古代,自然美很早就被发现并被重视,《诗经》中很多篇章,就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显著特色的渊薮。人们崇尚、赞美也欣赏自然之美,寄托着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即与自然协和的人的精神,而观照自然山水。在古代文人那里,这种审美观照,被发展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哲学。风水家自诩为“山水之士”,秉承传统而在其丰富实践阅历中应用发挥,对古代山水美学作出有益贡献,并产生深刻影响。如隋唐之季的《管氏地理指蒙》指出,风水之于山水选择,靡不“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这与宋邵雍“山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清李渔“才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等常为美学家援引之语相比较,前后一脉,是很清楚的。宋代郭熙《山水训》为现存较早较系统、有代表性的山水审美理论,最受今人重视,而其“少从道家之学”,由风水术汲取营养不少,《山水训》中诸如“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

“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为远近大小宗主也”, “如君臣上下也”,“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等等审辨山水的方法及譬喻,都明显源于风水之说。重要的是,和文人以山水诗、山水画来抒发其钟情山水不同,风水家更重于实践,以其理论观照山水美加以人工裁成而经营城市宫宅陵基等建筑,达到自然美与人文美的有机结合,赋予中国传统建筑深沉隽永的美学气质。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风水功不可灭,以其为传统美学与建筑实践之中介这一意义来评价,显然不为过分。

风水论水之于景观和审美,一是水为血脉而造就自然钟灵毓秀,生气发越,精神美观,这已如前述。其二,水可界分空间,形成丰富空间层次及和谐的环境围合。风水家认为“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界分其域,止其逾越,聚其气而施耳”,所谓“金城环抱”即一典型意象。至于山主静,水主动,山为阴,水为阳,山水交汇,动静相济,阴阳合和,为”情之所钟处”,乃以“山际水而势钟形固内就,水限山而气势聚以旁真”。故谓:“山称水,水称山,不宜偏胜”,山水相得如方圆之中规矩,一水相济如堂室之有门户”。此外;此外,水面镜像映射,更可丰富空间意象,专为风水家所重,例如《瑶林国宝经·倒影》即论此。气三,水体形象,如流动、弯环、潴聚、动静及至声、色、味等等,皆可予人悦情怡性的三美观照。如风水所谓:“左水为美,要详四喜喜,喜环弯,二喜归聚,三喜明净,四喜平和”;“水本动,妙在静,静者何?潴则静,平则静”。论水质,“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至于流水曲折盘旋,“穴前及内堂与外水相辏,潆回留恋于穴前,方名朱雀翔舞,与墓址之主山呼应,如臣如宾,成朝揖拱拜之势,“群臣都俞,风化斯淳”,“宾主雍,容,道味相投”之气象,人世间伦理追求也在山水审美中反映出来。就传统哲学而言,也是一种必然,无可厚非。

 

 

 

以风水之“水法”而论阆中,长江大支流嘉陵江迂典于阆中而经其三画,正形成大聚结、“干水成垣”和“金城环抱”之势,自然属于风水宝地。而事实上,这形势,也为阆中带来了诸多利益。嘉陵江水滋润着这里的肥沃土地,调节其气候,形成良好生态,故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滨水居住生息,及建城而其交通之利更促成了城市繁荣。前引唐庚《思政堂记》说阆中“隐然有大国之风”,就提及水路交通使阆中获得“丝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阆中县志》亦说:“阆城当水路之冲,商贾列肆而居,杂致远方货物色色俱足。”另外,嘉陵江良好水质也予阆中日常饮用带来了便利。即如城中九井,城外九井,皆以“泉眼与江水相通”,其中“味淡而甘”,“知味者尤称焉”如阆中名井黉学井、松花井。而且,据《阆中县志》载,中国名醋之一的阆中保宁醋,“酿造者必在城南傍江一带,他处则不佳,殆水性使然欤?其取水之候以冬为上,故有冬水高醋之名。”至于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移人形体情性之说,《阆中县志》述谓:“按土厚则水深,川省凿井罕有深至十余丈者,阆中独不然,每井必施辘轳,以二人挽之。风土既近北方,水泉亦与北方无异,而民则质实敦周,并可于此验之。”

处于“金城环抱”中的阆中古城,现址乃唐宋时格局,正与风水理论在此时期臻于成熟和体系化(其中包括袁天纲和李淳风的贡献)相合拍。而汉时城址,按旧志载,则在西北方,盖以岸为江水所啮,至有东移南迁,至唐宋卜建现址,始为稳定。以水文地理河曲演变理论分析,自唐宋以来的古城选址,其科学性显而易见。为近水而利交通省沟防,也为取得城市最佳对景即以锦屏山为案山,该城市在凸岸即北岸滨水而偏西,故代有筑坝、建匮阁等以御洪、杀水势而息江患之举(见载旧志)。同时,旧时城墙,也统筹考虑了防洪之用:故虽遇百年未有之大水,也仅淹及瓮城。但今人轻率拆除旧城,仅1981年大水即淹及城内数十条街巷,最大淹深518米,损失人民币6000余万元。对比之下,古人智慧与经验不可轻视,引为今之借鉴,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阆中水的景观及其审美,与风水诸说甚为契合自不必言,古代文人赞颂之辞也不胜枚举。例如杜甫《阆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去来飞;阆中胜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陆游《寄邓公寿》“海内十年求识面,江边一见即论心……闻到南池梅最早,要君携手试同寻”,俞汝砺《锦屏山暮景》“暝漠轻烟罩郡城,渔舟灯火倒观星;寒山远水江村暮,自在妆成水墨屏”等等。城南水之美也为阆中百姓所钟爱,逢端午龙舟竞渡在此,沿为民俗直至今日,而夏日纳凉消暑更兼观风赏景,这里也成大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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