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则采记
《系辞上传》七章曰：“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大戴礼记》说：“分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性本身就是人与物已然有之的。先生的意思是说：性是“天质之朴”，是人的自然性，是无善的；成性是“王者之化”是人的社会性，是有善的。其意在说《易传》是不讲性善论的。其实宋时学者都认为人道之善盖起于人性之善，可能更合《易传》本义。另外，“成性存在，道义之门”有学者释为“成物之性常存，(阴阳)道义之门。”似以此语为述天道与易道。
其实，这节文字的主题是“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既是进修德业之事，成性存存则是存养人性而不失，以此为道义之门。存养人性以为道义之门，是因为人性中固有得于天道之善。这也就是“善可用也，继可学也”，“至于继，而作圣之功蔑以加矣”。
《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这两节文字都是述圣人作易之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显然是指人说的。命与理，都有客观性。穷理尽性以达于天命，这就有个尽到人为努力的问题。达于天命，也就是“顺受其正”，即使天道赋于人者得以实现。
如人之生命过程是有其客观性的，但如果人没有很好的主观修养，不能通晓自然、社会及人的生命之理，不能尽到按人性本可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努力，没有自觉的合理的行为方式，就难以得尽天年。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将以顺性命之理”是兼天地、阴阳与人而言之，立言主题当然还是人。是说天地、阴阳与人各有其性，亦各有其必然之理，人当顺此理而行。总之，《说卦传》也说到人性与天道必然的联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性命之理，实际都是要人所行合于客观必然，而要做到这点，对人来说前提是尽性，即尽到人性之所能。这些话包含的思想是：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故尽到人性之应该和可能即可近于合天道必然之境地。这还是王夫之说的“善可用也，继可学也”。
没有人之特性，人道之善的问题就不会存在，认识必然云去亦无从谈起，故《易传》的观念，以人性为善。不过，古人并不认为人们都可由这种善自发地得成圣。这种善，借用《系辞》的话来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需要唤醒，变成自觉，这就是《说卦传》所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的目的。肯定人性是善的，强调人的善性是人道的起点，同时又将人的后天修养做为思想主题，这是《易传》、《中庸》、《孟子》及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特点。
关于《易传》与《中庸》、《孟子》思想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说：“孔子以后，弟子中致力于夫子之业而润色之者，在解释为什么人性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的，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后来则兼容并包于《礼记》，并消失在儒术独尊的光环中而不知所终。”
其实，《易》《庸》《孟》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那就是都肯定人性是仁是善，《易》《庸》《孟》三者对于人的德智修养之原理及原则性方法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基本一致的。把《易传》说成是与《中庸》不同，的致思路数，恐怕不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与《易传》的思路完全相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性得之天道，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故率此而行则可近于道。这与《孟子》尽心知性以知天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易传》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都以存养善性为道德修养之一途。有人据郭店楚墓竹简之《性自命出篇》的“长性者，道也”的说法以证《中庸》之“率性之谓道”之“率”为“统率”之义，即释《中庸》语义为“统率”性者为道。孤立地看，这种解释似亦无不可。但《中庸》上又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显然还是肯定人性固有自然与天道一致的诚存在的，所以才讲率性之谓道。
《性自命出》篇说：“性自命出，命从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8]其总体思路为《易传》《中庸》完全一致。总之，《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肯定人有善性的，只不过是《孟子》中讲得更露骨些而已。宋明理学之理学与心学两派看似分歧甚大，前者以理为本，后者以心为本，但两派学者都关心天道与人性问题，都肯定人性是善的，本质上都是将天道伦理化，以证明人性之善与人道之善是天道必然，为其学说设定本体论的支撑点。张载讲人性中的天地之性便是人之良知良能的根源。程颢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至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后陆王之学讲心即理，讲吾心良知，实际都是讲人性人道之善本是天道必然。总之，宋儒的这些种种说法，实质上与《易》《庸》《孟》的思路是一致的，并对先秦儒学做了发展，观点更明朗了。
谦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大壮·彖传》说：“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兑卦·彖传》说：“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恶盈好谦、崇尚贞正，这本是人道人情，这里亦被视为天地之道与天地之情。可见，将天道伦理化《易传》已是如此，不过是宋儒讲得更淋漓尽致而已。应该注意，《易传》讲的天道只是被伦理化了，或者说被赋予人道正义的含义，易传》既讲天地之道，又讲神鬼之道，当然更讲人道，在理论形式上天地之道居最高层次，统摄神鬼之道与人道，而三者之中真正的灵魂又是人道。
《易传》《中庸》《孟子》，特别是宋明理学与心学两派的思想家，实际都有肯定人有向善的天性。清儒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对宋儒以理为性，强调以人的血气心知为性：“人之血气心知本之阴阳五行者，性也”，“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认为“人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也就是说，戴氏认为人禽之不同在于人有认识能力，而这种天赋的能力，就是人性的善，他也还是坚持性善论的。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这种知能可以用于为善，亦可用于为恶，不能说它就是善。不过，有这样一个重大事实是不容忽略的，即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知能，才可能在自然界万千物种之中走上了他独特的进化道路，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能对如何维护自身健康地生存发展的道路问题做出深远的思考，追求真善美、爱好和平才可能成为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
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更深层的主题是在表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人道的自觉，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做为人的自觉意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人道的自觉和自信，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象《易传》《中庸》《孟子》等一些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之所以是不朽之作，俱有永久的魅力，首先就在于其中凝聚的这种浑厚的正气，这是我们文化的元神，是我们应善守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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